解读《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 白居易淡泊随性态度影响后世帝王

    10月7日，由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展出，此次展览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以唐代书画作品呈现大唐风韵的展览。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分为盛世画卷和浩荡书风两个部分共八个单元，其中第七单元“文脉悠远，风流递传”展览中，展出一件大字手卷，展览说明中标注为《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这是省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

    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张盈袖说：“这幅手卷没有题款，不过手卷留下了宋朝内府的‘御书’葫芦形印和‘御书之宝’方印，大大缩小了后世研究人员确定书法作者的范围。”

    尽管如此，关于这一大字手卷的作者，在明代以后还是引起了争论，甚至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参与其中。

    手卷的包首是一方纵28厘米、横23厘米的花格织锦。手卷连接包首的副隔水是一块白绫。副隔水后面是手卷的引首，材质是纸，纵27.2厘米，横87厘米。手卷引首后面是由白绫制成的前隔水。像诸多保存至今的古代书画那样，手卷的这些组成都是古人采用的保护书画真迹的重要手段。

    手卷书心部分由五张宋代内府用纸拼接而成，纵27.2厘米，横429.6厘米，宋内府的“御书之宝”朱文方印就印在每两张纸的连接处。书心后面还裱有纵27.2厘米、横12厘米的白绫制成的后隔水。

    这幅手卷如果全幅展开总长接近6米，在展厅中，工作人员仅仅展开了手卷的书心部分，长度也超过了4米。在这样一幅长卷上，宋代身居皇位的这位书写者以每行两个字的规制，挥毫写下了56个大字，字大如拳，整体给人留下了“笔力矫健，神气飞扬”的印象。

    据推测，这幅手卷在宋元时期一直被内府收藏，所以当时留下的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记载。到了明代，这幅手卷流入民间，被明代大收藏家项笃寿收藏，关于这幅书法作者的争论也是在明代开始的。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编著的《妮古录》的第三卷中记载：“思陵草书诗一卷。云：‘随宜饮食聊充腹……’其墨迹藏项家。每行只二字，字大如拳。押缝有御书之宝印，书后有御书瓢印……”

    记者查阅史料，了解到宋高宗赵构死后葬于永思陵，因此后人用思陵借指宋高宗。从陈继儒的记述中，可以得知他认为这幅书法作品的作者是赵构。

    紧随陈继儒之后，明代书画收藏家、藏书家、文学家张丑在他编著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中也记有“思陵草书一卷”，所记内容与陈继儒相同。

    书画收藏家们的这一判断到了明末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赏家吴其贞在他编著的《书画记》的第二卷中写道：“宋徽宗七言律诗一首，纸墨尚佳，是为本色之行书。首句‘随宜饮食聊充腹’，以上二种观于居安黄黄山令郎家，时己卯年五月二十日。”根据吴其贞的生活时代，这个己卯年是明崇祯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

    清代时，情况又发生了逆转，顾复在他编著的《平生壮观》一书的第三卷中提到了这一手卷：“高宗随宜诗……大行书甚放，有御书瓢印。”

    此后，这一手卷进入了清朝内府，乾隆皇帝颇令人意外地参与到关于作者的争论中来，还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写在了手卷的题箴上：“宋徽宗书七言律诗帖，内府珍藏”，下面还钤有“乾隆宸翰”的方印。

    大约乾隆这一表态影响了清代研究人员的判断，《石渠宝笈》直接记为“宋徽宗书七言律诗一卷……”

    这一手卷在清末被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偷带出北京故宫，并一路带到东北。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又被溥仪携带到吉林省临江市。后被人民军队截获，经由当时的东北人民银行转交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归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对于手卷作者的争论此后又再次展开。

    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撰写了《宋高宗书白居易诗》发表在1982年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法选集》上，显然杨仁恺判断手卷的作者为赵构。

    时隔两年，我国书画鉴赏大师徐邦达先生也撰写了一文，名为《徽宗赵佶七言律诗卷》，发表在《古书画伪讹考辨》（即“随宜饮食诗”）上，再次提出作者为宋徽宗。

    当然，这样的争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传世书画真迹的珍稀和书画鉴赏研究的复杂艰苦。

    《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能够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正式展出也是经过一番讨论的。书写者为宋代皇帝，而且其书法风格师法于晋代。在书法艺术和手卷所传承的诗歌艺术之间，展览策划者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经过反复推敲，在呈现缤纷大唐诗歌艺术魅力的选项上策划者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白居易字乐天，是与李白、杜甫并称的我国唐代伟大诗人，他一生纵情诗海，为后世留下大量文字生动明快，感情真挚传神的诗歌作品。从咿呀学语的孩童挂在嘴边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直刺官吏对贫苦大众盘剥的“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再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些流传千年的诗句直到今天，仍然历久弥新，让后世感受到大唐的文化繁盛。

    《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中抄录的是白居易创作的《自咏》诗。

    张盈袖说：“与白居易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相比较，这首《自咏》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在诗歌内容上，以自身为观察对象来吟咏，创作‘自咏诗’，白居易绝对是一位开拓者。”

    在文学作品中表述自我认知，在春秋时期便已经产生，《老子》中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到了唐代，这种自我认知进一步强化，使得“自咏诗”的出现有了思想基础。白居易之前的盛唐时期，曾有诗人命题作《自咏》诗，然而从思想内容来看，更像是一首打油诗。“自咏诗”真正大量出现，白居易是当之无愧第一人。

    有研究人员对白居易诗作进行过分类，其流传作品中诗题含有“自咏”的诗作有14首，诗题中与自咏含义等同的，包括自题、自觉、自悲、自问、自勉、自劝、自感、自叹、自嘲、自在、自喜、自解、自戏、自诲、自谕、自照、自吟等的诗作还有41首，加在一起共有55首，因此研究人员称白居易开辟了我国“自咏诗”的新宇宙，对后世这类题材诗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抄录的这首《自咏》诗作于唐文宗大和六年，即公元832年，那一年白居易刚好60岁。

    白居易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唐宪宗元和年间任左拾遗，青年时代的白居易以“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念积极进取，向皇帝进言献策，同时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然而，亲眼目睹当时朝堂上大臣们的争权夺利，特别是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开始“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进而守定“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

    “随宜饮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无妨长福是单贫。老龟岂羡牺牲饱，蟠木宁争桃李春？随分自安心自断，是非何用问闲人。”八句诗中，诗人先是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即用简单清淡的饮食维持生计，随意地拿件衣服穿着保暖。体质瘦弱的人同样可享高年，孤苦贫寒不妨碍长久福气的获得。然后以“老龟”“蟠木”自比，不羡不争，表达出诗人淡泊随性的生活态度。

    张盈袖说：“如果从白居易《自咏》诗所表达的内心追求来看，似乎更加容易在步入老年的宋高宗赵构那里引起共鸣。”

    手卷上留有“御书之宝”，说明当时赵构仍然执掌着朝政。据推测，他用大字写下白居易这首反映淡泊无争生活态度的诗篇，既有向人们表达自己“倦政”的心意，也有劝慰自己的意思，为其顺利退位将皇权交给宋孝宗做铺垫。

    《宋史》中这样评价赵构：“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意思是说，虽然赵构节俭宽厚，但是才识不足，在位期间奸臣当道，岳飞父子冤死，并且忍耻偷安，终为后世耻笑。

    不过，像他的父亲宋徽宗一样，赵构的书法造诣颇深。张盈袖梳理了相关史料，注意到其主政期间借力书法巩固皇权的多个史实。

    据介绍，赵构对传世的《定武本兰亭序》情有独钟。《宋史》载：赵构“大观元年五月乙巳生东京之大内，赤光照室。八月丁丑，赐名，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就是说赵构出生后三个月便被封为定武军节度使。而《定武兰亭》被发现和得名就在定武军。

    此后，赵构在北宋灭亡之后，经过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定武”含有的结束战争意义，实际上是赵构最为盼望的。

    《定武兰亭》的刻本和拓本在南宋大为流行，达到了元代赵孟頫描述的当时“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这个局面的形成同赵构的大力推广有很大关系。

    当然，赵构推广《定武兰亭》并不仅仅是着眼书法。绍兴元年，即公元1131年，赵构为宋御府摹刻的《兰亭序》题写跋文，其中写道：“揽定武古本《兰亭叙》，因思其人与谢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这段更加直白讲出了赵构的心声：看到《兰亭序》，他首先想到的是王羲之劝勉谢安，在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刻，应该像夏禹、周文王那样勤于政务，不要空谈误国。赵构随即感慨：王羲之这种时刻不忘忧国的精神，实在令人赞叹。

    由此可见，赵构写跋的深意远在书法之外。

    此外，由于独子夭亡，年事渐高的赵构面临选储的问题。有传说，在这件事上，赵构再一次用到了《定武兰亭》。

    为了使皇权后继有人，宋高宗继养了两个宗室子弟，一个名为赵伯琮，一个名为赵伯玖。大抵有让两个孩子竞争上岗的意思。不久，考题来了，宋高宗颁赐《定武兰亭》给这两个孩子，叮嘱他们好好学写字。

    赵伯琮的老师史浩提醒他，这是皇帝在考察你的学业。赵伯琮按照史浩的建议，认真临写，“不旬日，呈凡七百本”。而另一个孩子赵伯玖，则一字没写。宋高宗原本要求他们俩进呈500本习字作业即可，但赵伯琮在不到一旬时间里写了700本，比高宗要求的数目多得多。赵伯琮因此在高宗心中留下一个勤奋好学的印象，并最终成为南宋的第二位皇帝，这便是孝宗赵眘。

    本报记者 郭 平

    记者手记

    在《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展橱旁，记者听到身边一位年轻人用南方口音轻声点评文物。他名叫叶康宁，是浙江大学考古学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他说：“我是搞书画史研究的，这次专程来看‘又见大唐’展。”

    叶康宁已经沿着“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的展线走了大部分展区，就是要亲眼看看展出的《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天帖》《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等非常难得一见的书画精品。

    由于工作的关系，叶康宁对这些文物珍品都非常熟悉，他说：“但是看到实物的展出，感觉还是非常不同。”

    他介绍说，图册的制作过程中，会损失很多信息，比如拍照的过程、印刷的过程中都会有损失，最后印刷出来的图片的颜色，甚至是线条还包括尺寸都跟原作相去甚远。

    他指着《南宋赵构行书唐白居易诗卷》说：“再好的图册也难以表现出这些大字的准确尺寸，因此也就无法更真切地感受书写者的气韵。”

    对于普通参观者，叶康宁还给出建议：没有必要过于作专业研究，把心情平静下来，静静地看着就好。